在关于龙的原型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之所以争论不休，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原型生物，但文献记载中的龙却歧异丛出，似乎多种生物都是，又都不是，于是莫衷一是。

我们之所以难以确切找到龙，很可能是因为在数千年的时空阻隔之下，我们未能充分理解古人对龙的信念。

首先要注意的是，龙所指的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一类动物，具备某些特征者均可称为龙，一如虫是鳞介总名（《说文解字》），《尔雅·释虫》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故鸟兽鱼虫甚至人类皆可称为虫，老虎便被称作大虫，而老鼠在上海方言中也叫老虫。

不仅如此，这种类别不是现代生物学分类意义上的类，而是一些共有的外观或内在特质。

最显著的例子如鲸从鱼旁，显然古人因其外形而将之视为鱼类。

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其内在特质。

余英时曾提醒：我们都习知中古之人咸重灵界而轻物界。

凡我们现在视为虚灵玄秘之事在中古皆是‘真实’，而今日被视为‘真实’的事物如身体与物质世界，在那时却被看做‘表象’。

中古如此，上古恐怕犹有甚之。

换言之，当时的人们可能从神话思维的标准出发，将我们现在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物归为同类，理由是它们都内在地具有某些共同特质，而根据巫术的相似律，相似的东西就被视为同一种东西。

在此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原初思维中，着重的不是确定的物质本身。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在论述先秦哲学思想的《论道者》一书中发现，五行这一术语虽然普遍被译成Five Elements（五要素），但这其实却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思想中五行不是像古希腊四元素那样理解的是宇宙的构成成分，甚至也不是循环中的阶段（另一种译法将五行译作Five Phases，即五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们不是构成万物，而是在流动中生成万物，因而他主张译为Five Processes（五过程）。

也就是说，中国人注重的恰恰不是实有的存在（being），而是联系，是其内在的德性（moral virtues），就像西医注重看得见的肌肉、骨头，中医却着眼于看不见的经脉；国际象棋占有的是方格，而围棋却是在点和线上。

在龙崇拜上，与其说中国人崇拜与神化的是一种动物，不如说是一种神秘力量。

那么龙的特质是什么？如果其命名正是由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和空洞沉闷的声音，那么不妨推断，这最初是指向一种未分化的混沌状态。

在汉语中有几组同源词：笼、笭；陇、陵；玲珑可想也是，另如空、孔、腔、肛、虫、洞、虹、拱、共、洪、鸿蒙、琼、穹窿、穷桑、空桑、空桐、窟窿等等，也都表有某种中空、弯曲的状态。

王小盾以空腔崇拜概括这类现象：崇拜有空洞的事物，例如崇拜石洞、葫芦、木箱、陶瓮、壶、舟、鼓、桶、瓜、蛋等等。

从内涵看，空腔崇拜接近于‘母体崇拜’。

他甚至进而断言：所谓‘龙’，不过是‘生命的胚胎状态或孕育状态’这一观念的代名。

然而，龙在中国并非司繁殖之神，但鼍龙如雷鸣的叫声，使古人将之视为鼓乐之神、雷雨之神。

这可与南方各族对蛙的崇拜对比，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蛙（天上水的主人）和鳄鱼（其语义地位为地上水的主人）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他发现，很多原始族群着迷于具有自然或人工空腔的物体，如竹子、鼓、树皮筒，而树干中空的木棉科树木则被南美土著视为包含原始水和鱼的世界树；在中国神话中，空桑、泡桐、葫芦也具有类似中空特征，这使它成为一种良好的容器，可用于制造最珍贵的乐器，最终用来使自然界力量‘改变方向或抵挡’之。

在此，音乐并不仅仅是音乐，而被视为宇宙的节律，并具有召唤雷电和雨水的神力。

更重要的是，龙身上具有混沌不明的多重性，以至于让人困惑的是，它看上去既可以是不同生物，又都不是。

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突厥十二生肖以鳄鱼替代龙，并用nǝk一词（很可能借自汉语鳄）兼指鳄鱼和鲨鱼，而指称龙的nǝk yïlan一词直译即鳄蛇。

蔡鸿生发现，突厥十二生肖中，龙最多变，时而为鳄，时而为鱼，即使以汉语借词的形式出现，也往往音同义异，各有其‘龙’，如土库曼人译为鱼，而诺盖人则指鸟或虫，阿尔泰人甚至理解为沼泽水鸟或长颈怪兽。

他认为，这大概是因为对突厥族来说，‘龙’是一种异族的神兽，本来就无法理解，难免越弄越玄了。

然而实际上，即便中国人自己，也同样把龙混同于不同类别的生物。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鳞虫有水、陆二类，类虽不同，同为鳞也。

是故龙蛇灵物，鱼乃水畜，种族虽别，变化相通，是盖质异而感同也。

……唐宋本草，虫鱼不分。

今析为鳞部，凡九十四种，分为四类：曰龙，曰蛇，曰鱼，曰无鳞鱼。

他明白指出：鳞虫水陆皆有；外观不同但变化相通；而且古人对之虫鱼不分。

最后这一点，在造字上就能看出：龙类的蛟、虬、螭均从虫，但《广雅》归入释鱼，《说文解字》认为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率鱼飞，视为鱼神；鳄字从鱼，据陆佃《埤雅》，古亦作鮀；而鼍字从黾（蛙）单声，同部的鼈字俗又作鳖或蟞，是大龟却又可从黾、从鱼、从虫。

还有鼇字，也是传说中的大龟，今通作鳌，也可两从。

中野美代子指出：在《西游记》成书的十六世纪，水族博物学尚不健全，大多将龟与鳄鱼混同在一起，归为龙的同类。

东西南北的海中龙王分别称为敖广、敖闰、敖钦、敖顺，其中均采用‘敖’字，这也源于‘鳌’字。

但确切地说，这不是因为水族博物学尚不健全，而是中国文化的思维一贯注重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相通之处，这才倾向于将之归为同类，而我们现代思维则从实有存在的事物视角出发，总觉得这种思维显得含混、枝蔓乃至错误。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其名著《洁净与危险》中发现，《圣经·利未记》中对世间动物的分类很难用现代思维理解，她最终发现，这是因为在《圣经》时代的人们眼里，圣洁意味着从混沌中创造出秩序，将事物分别出来：圣洁是以完整性为标准来检验的。

圣洁要求每个人都要符合他所归属的阶级或阶层；圣洁要求不同种类、层次的事物不能混淆。

……圣洁就意味着完整的，独一的；圣洁是统一的、内外一致的，无论个体还是整个类别都是完美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框架要求清晰的边界：总的说来，判断某种动物是否洁净的原则，就是看它是否与其所属种类（的基本特征）保持一致。

这些鸟类之所以是不洁净的，是因为它们在其种类中是不完美的成员，抑或是因为它们的种类本身混淆了世界的基本架构。

不同的动物应该各从其类，在《创世记》中展现的海陆空三界中照适当的方式活动，任何生物，只要它不‘配备’适于其所在层位的正确运动方式，就是违背圣洁的。

人们如若接触了它们，就没有资格进入圣殿。

因此水中之鱼，凡无鳞无鳍的就是不洁净的。

据此，在陆地上爬行、蠕动的动物是不洁的，因为它破坏了世界的基本分类。

涌往群集的生物既不是鱼，也不是动物，也不是禽；鳗鱼和蠕虫虽然不是鱼，却可以生活在水中；两栖动物不是走兽，却栖身于干燥之地；有些昆虫不是鸟，却能够飞行。

它们没有秩序可言。

之所以要长篇征引，是因为这对我们认识中国神话思维中的龙极具启发。

比照可知，中国人的观念恰好反其道而行之，龙难以归类、边界模糊的特性非但没有被视为不洁和邪恶，反倒被看作是神圣。

在《圣经》中偏向于从混沌中创造秩序，是从全部的材料中作出有限的选择，而将混杂看作无序，但正如玛丽·道格拉斯也承认的，在原始无分化的宇宙中，无序的含义就是无限，在其中没有实现过任何模式，但是它形成模式的潜力也是无限的。

在印欧系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偏重的是光明与黑暗的宇宙二元因素彼此不断斗争，但中国却讲究阴阳合一，是一个不分化的宇宙模式，这也意味着中国文明有一种特别保守的倾向。

比较神话学研究发现，人类不同文明中的大母神，如两河的伊南娜、古埃及的伊西斯、古希腊的得墨忒耳、弗里吉亚的赛比利、阿兹特克人的克特利丘、印度神话的雪山神女，常是在外貌、性格和神职上兼有双重性的：她们往往集美丽与丑陋，仁爱与专横，光明与黑暗，理智与任性等于一身，是生命与死亡的主宰，创造与毁灭的源头。

在印度，每一位神都既有温和相，也有畏怖相，大神湿婆周期性地创造和毁灭整个宇宙。

中国神话中的西王母也是如此，小南一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指出：西王母本是东西、日月、男女等宇宙的二元要素具备于一身，统合并支配它们的。

原西王母由于两性共具而表明了它的全能性质，但是在时代环境的变化之中，原西王母的绝对的机能被限制了，由两性共具而变为只有一方即西方、月亮、女性等阴的要素由它来代表。

这样，在汉代才出现了与西王母对应的东王公，他征引神话学家伊利亚德的观点认为：成对的神常常是原来赋予这些神以特征的原始的两性共具者（androgyny）的后代变形，是一种不完全的公式化。

两性共具是一种异常状态，但正如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所指出的，异常（anomaly）是神圣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可能让人感到恐怖，也可能受人推崇。

在纳瓦鹤印第安人中，雌雄两性人也被视为不正常，但它激起的不是可怕和恶心，它激起的是神奇和惊惧的情感。

阴阳两性人被认为是得到了神的祝福者，而且，他们可以把这种祝福转施与人。

克利福德·吉尔兹据此认为：雌雄两性人也许是上帝造成的，但所有其他的结论却是由人设定的。

因此，西方思想注重实存、秩序，边界清晰，排斥厌恶模糊、混杂，但中国思想却认为混沌才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

被归为与龙相似或相通的那些生物，除了鱼之外，另如鳄、蛇、龟、蛙等均冬眠，在古人看来有如周期性地复活，且几乎无不是两栖的（猪虽为兽，却喜水），具有水陆二重性，能从水中取土。

穿山甲在今天看来是爬行类，但古人称为鲮鲤，造字从鱼，《本草纲目》归入龙类，因为陶弘景称它形似鼍而短小，又似鲤而有四足，黑色，能陆能水，它被看作是两栖有脚的鱼。

而龙更为强大，在获得飞翔能力之后，甚至能遨游水陆空三界——这是任何神圣生物都无法比拟的，凤只能在陆空两界，龟等则只在水陆两界。

这是鱼崇拜的升级版，因为鱼只能在具有巫术力量的原始水体中，但在进入农业文明之后，土与水开始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此时龙就比鱼更为重要了。

试想，龙既是鱼，也是虫，又是蛇，既能水生，也能上陆，在水中穴居，出没无常，不受任何边界限制，甚至自为牝牡（雌雄同体），集各种特质于一身，统合支配宇宙中相反相成的各种元素，诚可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既然这种神性是整全的、未分化的，势必也就是丰富的，因为所有的多都是从这个一中间生成的。

《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鼍鱼条引《感应经》：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鼍、有为蛟者，凡十数类。

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

常被视为古代科学家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同样记载少时在闽中见到鳄鱼，大体其形如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鼍、鼋，其为鳄者不过一二。

这种看来完全违背现代生物学原理的观念，只有在这样的巫术思维中才能得到理解。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中西思想均强调神圣事物的整体性（wholeness）和整全性（completeness），但却迥然相反：西方是排他的，圣洁的整全性意味着杜绝任何污染，然而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整全性却是包举一切。

由于同时兼有双重属性，交通天地，集善恶、阴阳于一身，这自然会让人感觉捉摸不透、神秘莫测。

《风下之乡》中提到北婆罗洲土著对鳄鱼的崇拜与此相似：在京那巴当岸河上，鳄鱼被看作是对人的威胁，因此是‘坏’的，杀死鳄鱼并不犯忌；而在加拉巴干河流域的人们眼里，鳄鱼是‘好’的，任何人去惊扰鳄鱼都是犯忌的行为，因为有了这种人和鳄鱼之间互不相侵的约定，一旦人破坏这个约定去骚扰鳄鱼，鳄鱼就会报复性地‘变坏’。

如果我们是在加拉巴干河，是绝对不会去杀死这条鳄鱼的，这种行为会立即结束人和鳄之间的友善关系。

然而有一点，无论在什么河上，我们都不能说‘鳄鱼’这个词，本地人相信，提及它的名字会吸引它的注意，并诱发它的残暴，因而‘鳄鱼’始终被‘爷爷’所指代。

希罗多德在《历史》将鳄鱼称作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兽，有一些埃及人把鳄鱼看成是圣兽，但另一些埃及人则把它看成是敌人，这正是因其善恶两重性。

中国的龙也是如此：它既表吉祥，又有恶龙，但这种善恶其实都是后世人为区分的结果，其最初的面貌极可能既善又恶、非善非恶，神秘莫测。

只有单独的阴或阳才是清晰的，彼此交错则势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光怪陆离、繁复混沌的面貌。

兼具两种特性被认为是阴阳调和之后更强大的特质，高诱注《淮南子·说山篇》：玉，阳中之阴也，故能润泽草木；珠，阴中之阳也，有光明，故岸不枯。

不仅如此，神性中的二重性还能互通，甚至相互转化。

中野美代子在对《西游记》的研究中指出，猴子被称为弼马温（避马瘟），是因它具有两义性，既是害群之徒，又是马的保护者。

中国先民认为，宇宙的力量不断在流动、变易，故占卜之书称为易经，八卦之象则称为爻，《说文解字》解释：爻，交也。

象易六爻，头交也。

乂是古文五，表示错杂或天地交午，这被认为是宇宙的最终奥秘。

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开宗明义指出，汉字文的本义乃指阴阳交感、异类相交，而章也指异类交错间杂。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蛟龙之蛟，并不像《述异记》所解释的，是因其眉交生，故谓之蛟，而是因为古人相信它是阴阳交感这一宇宙终极力量的神显。

这一神秘力量能够以不同形象显示自我：在鳞虫为蛟，在鱼为鲛（日本至今称鲨鱼为鲛，音读为こう，kō），《中庸》提到黿鼍鲛龙，本又作蛟，说明在虫鱼不分的古人心中，这两者相通。

在兽则为狡，《山海经》中这也是一种神兽，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这表明其交错的皮毛纹理是神性的体现。

在马也有駮，古通驳，传说中是一种似马而能吃虎豹的猛兽，后世多以为仅是指其皮毛颜色不纯（所谓斑驳、驳杂仍保留此意），但如果明了这些命名的本意，则可知秦琼那匹骏马忽雷驳，何止仅指其为杂色而已？那是隐喻其为神兽。

龙、凤、麒麟、玄武这类复合形象的神兽，由于其神性本身就是二重乃至多重的，兼备多种神能，因而形象势必不可能单一对应某种现实中的生物。

现在广为流行的十二星座中的摩羯座（Capricorn），在古希腊原为一种半羊半鱼的神兽，也即身兼水土二重性，但东传后，印度本土没有这类怪物，只能改用印度神话中的Makara来替代，汉语的摩羯即因印度中介后的音译而来。

摩羯在梵文中常被视为海龙（sea dragon）或水怪（water-monster），现在通常认为源出印地语中对鳄鱼的称呼magar，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原型是儒艮、海豚，甚至是水牛或犀牛。

在汉译佛经中，它一般被称为摩伽罗，被理解为是大鱼、鲸鱼、巨鳌。

有趣的是，它的另一个名称Kumbhīra/Kubera（似是Capricorn前半的音译），在汉译佛经中作金毗罗、宫毗罗或俱毗罗，常被视为对应于中国的蛟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四三蛟龙条下注明：梵书名宫毗罗。

甚至有人主张，作为孙悟空原型之一的水神无支祁，其实就是梵文Makara的吴语音译。

和龙一样，摩羯形象在演变中，也添加了各种不同动物的形态，虽然其某些形象还能分辨出鳄鱼的样子，但又常有着鱼尾，而最特殊的，是其上腭变成了象鼻，因为象在印度文化中是陆地之王，以此可赋予摩羯在水陆两界的神力。

这类神兽在形成之后，当文明再向前演进时，就会被人形的神所取代，在西方文化中，原先被崇拜的神兽往往在被妖魔化后遭到镇压，蛇神变为蛇妖，重心转向英雄主义。

在印度，它们成为新的人形神的坐骑，其神力也就转移到座主的神灵身上。

如摩羯原应为水神，后来却成了恒河女神的坐骑。

在中国，神兽的结局最为和缓而特殊：既没有被妖魔化，也未被镇压，驯服它们的却也不是神灵，而是祭政合一的帝王。

像御龙氏（刘累豢龙）、萧史乘龙（乘龙快婿的典故出处）这样的记载和传说或许表明，在先秦时代的观念中，乘龙、使凤很可能原本并非帝王的专利，而是掌握巫术者均可为之。

在后世的道教思想中，得道者仍可借助龙、虎、鹿三蹻的脚力，上天入地，穿山下水，并同鬼神相交往，或许便是这一观念的残余。

由此来看，自古以龙为帝王座驾，虽然被普遍视为王权的象征，但这背后其实是神权，御龙者即获得了龙统合支配宇宙的神力。

只是在绝地天通之后，帝王逐渐以垄断的神权来巩固自己的王权，又进而以王权确保自己神权的排他性，最终使真龙天子成为这一神秘力量的唯一合法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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